一、“新儒家国家” 经济的东方奇迹

在上个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发表了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

在这两部著作中韦伯提出：自西方16世纪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在宗教、科学、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基督新教强调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俗世的伦理，则是促成这一理性主义兴起的主要精神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教伦理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韦伯同时也指出，在中国虽然也有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家族制度、家产制国家等结构性的因素，再加上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心态只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与适应，而不倡导个人主义的发展，没有能促使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兴起。韦伯的这一论点提出后，影响学术界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并长期为相当一批中外学者所信奉。从而使得很大部分的人们都深深相信：儒家文明基本上是与工业现代化格格不入的。

但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事实，却和韦伯的论断大相径庭。

1949年，属于发达地区的美国人均收入是1453美元，就连不发达地区的非洲人均收入也有118美元，而当时在东亚收入最高的日本人均收入也只不过是100美元。可是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日本开始从废墟上起飞，东亚“四小龙”也你追我赶地发展自己的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发展之迅速令世人瞠目。紧随着日本崛起的是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其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名列前茅；国民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数量急剧增加。

对此，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最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卡恩认为，上述东亚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所以特别善于组织并获得经济成功，皆因为他们大多曾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或价值观念。这些文化特征或价值观念包括有四个成分：第一，家庭社会化过程提倡自制、教育和学习技艺；第二，帮助群体的倾向。第三，重视等级观念并视之为是理所当然。第四，重视人际关系的互补性。他还首次提出了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是“新儒家国家”的概念。他还认为新儒家社会“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伦理”的奉献精神、道德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秩序精神、纪律精神等，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公平性及组织与效率问题上，儒家文化要比“新教伦理”强的多。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巴斯卡和哈佛大学雅索士两位教授则共同提出了东西方企业管理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在7S企业管理模式中，西方企业管理较为注重其中的“3S硬管理模式”，即重视策略、结构、制度。东方企业管理则较为注重其中的“4S软管理模式”，即重视人员、技巧、作风、共同的价值观念。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彼得•伯杰提出的“两型现代化”的理论则认为，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种类型的现代化，除西方的现代化之外，东亚社会也已经发展出新的、具有特殊性格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源头，“从儒家伦理中派生出的自我克制、勤劳、孝敬、健动以及合理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共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儒家伦理，构成了这一地区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动力。”东亚的现代化（即东亚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现代化（即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具有一些新型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较为平等；几乎所有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政府在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福利国家不发达（甚至在日本）；低税率和高储蓄率；出口导向的经济。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则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说。他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两者揉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本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高产乃是善”的劳动观，乃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日本已成为当今世界研究儒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许多日本式管理经营观念都源于儒学。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表示：“日本要把民主、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 日本文部省资助的一项90余名学者参加的跨学科的大型研究计划：《关于东亚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儒教文化圈”的理论：“超越东亚各国的差异，重新对其文化的统一性即‘儒教文化圈’的历史意义进行自我确认与限定，已成为十分迫切的课题；‘儒教文化圈’的特征，与儒教伦理相结合的团体主义，以汉字为中心的国家，传统地保持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儒教的实学精神与经验主义等。”“应在新的现代化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学近代性因素的有效性。”

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则指出：“在欧洲，人们是利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秩序的，而儒家文化中的秩序都是靠‘忠’与‘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韩国《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的作者、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的金日坤教授则从儒家思想所主张的秩序原理去探讨它对东亚经济腾飞的正面意义。他认为：“儒教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教伦理具有与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韩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如勤奋、诚实、节俭、“相助共生”等便发挥了类似古典学派所说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

事实上，美国和新加坡都设有专门的儒学研究会。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的各界人士为庆祝孔子诞辰2533周年祭礼大典，并由孔子77代孙孔德成主持大典。当时美国总统里根还给大典筹备会主任宋正介写了信，信中说：“孔子的高贵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

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指出：“在我管理新加坡的经历中，使我相信，如果大部分新加坡人没有儒学精神，我们很难克服我们的困难和挫折。”他针对年轻一代奉献与向心趋势的衰退，公开阐述了儒家文化的精义，并强调向现代人灌输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性。新加坡政府已把“儒家伦理”作为新加坡初级学校的选修课，并邀请一些国外的儒学专家到新加坡指导政府的儒学课程设计。

马来西亚的儒商深受数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着很多极为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传统思维，如崇尚“忠孝仁爱”、“义勇”和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讲求为人要坚守信用，视生活如“逆水行舟”，坚信“有志者事竟成”等等。他们对在马来西亚的很多华人儒商深表敬意：“儒商是华人社会的领路人，华侨华人儒商属于精英一族，儒商不奸，儒商文化就是精英文化。发扬精英文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能有力的推动社会稳定、繁荣和不断发展。”

在台湾，台湾企业家刘心远创办电脑公司获得巨大成功，他在总结自己管理成功的经验时，明确表明他是“以中国哲学待人、以美国办法做事”。台湾大学教授黄光国发表了《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一书，用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儒家思想的“实质理性”与“成就动机”的关系，试图解明儒家伦理促进东亚现代化的具体机制。

历史的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代东亚儒家国家经济的腾飞，已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儒家思想市场经济基因的强大和发达。

很可惜，韦伯先生由于对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文字文言文理解上的生疏和缺乏，他只看到了儒家思想中的部分皮毛，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今天，他还能够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儒家国家经济的腾飞，我相信作为一名理性主义的学者，他会感到终生的遗憾。而当我们真正的走进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长河，我们发现：儒家思想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从未排斥过市场经济！

韦伯先生没有看到关键的一点是：西方宗教原恶意识下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导致西方文明在近现代迅猛发展的唯一支点，西方文明的崛起核心还在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确立和实践。

而与此同时，导致东方文明在近现代相对沉寂的问题关键并不是在于儒家思想对人的本善意识的引导和“东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是在于东方国家长期官场制社会和小农意识对于人的创造力和自由经济的扼杀！这和今天西方文明发展到瓶颈状态下因“仁爱精神”的严重缺氧所造成的人性冷漠、窒息有着极大的相似。

韦伯先生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就是阻碍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点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官场化社会，而不是儒家思想。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宝贵的，正是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诞生了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

但是到了中国的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先秦文化进行了历史性和毁灭性的摧残；而秦始皇试图铲灭儒家思想的时候，中国的官场化社会已渐雏形和强势。因此，儒家思想绝不是产生中国官场化社会的根本原因。

相反，孔子在世之时，官场并不得志，也并没有鼓励弟子对他进行狂热的年官场式的个人崇拜。直到他死后，才被人们自发的尊奉为至圣先师，并为世人所熟知。但，作为当时中国官场化社会的最高代表――秦始皇所对于儒家的敌视，使我们看到：儒家思想最初是遭到官场化社会的排斥的。

及至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以能得到当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崇，也不过是对中国官场化社会对于儒家思想中的部分思想的官场化的运用以及对于已有很强民间社会基础的儒家信仰的一种附和而已。这导致了官场化的儒学与广大民众对于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真诚信仰相混一。

这正如同诺贝尔发明了火药，但火药可以用于人类的生产创造中的爆破，但战争分子也可以用之于人类自我相残的屠杀。那么，是诺贝尔发明火药之过吗？儒家思想的历史现实，与此同理。

因此，真正导致对中国几千年官场社会容忍和屈从的，是中国地域的长期封建统一、强权和官场厚黑学，以及“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按照中国中医的理论，韦伯先生的失误在于他只注重了表，而没有注重里，他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病根”，结果造成了“舍本求末”的历史性误会。

世界科学界证明，目前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外世界上尚不具备一种绝对的完全真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和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文明，本身都需要不断的进化和发展，我们应当善于从其中蕴涵着的思想智慧的张力中，启发和推动着人类自身的行为实践，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那将是对人类历史和智慧的不负责任。

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说明，那种情绪化地否定儒学,视儒学为封建保守的东西予以彻底否定的做法，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前进，反而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倒退。如今，在中国出现的诚信意识、礼仪意识、廉耻意识的弱化，使得经济欺诈行为、无道德经济行为大行其道等等，都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被人为减弱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