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方企业新儒家思想的人性观基础――“人之初，性本太极”

修涞贵说：“儒家思想是好东西，但我们更要让它与时俱进，这样它才能真正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此，在他的直接支持下，企业新儒思想的研究开始了。

事实上，企业关于人的认识，从企业诞生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

在西方，经历从X理论到Y理论，再到Z理论，再到超Z理论的有关企业人的管理理论蝉变，应当说，企业对于人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入和全面。发展到今天，人本主义的企业思想已逐渐成为全世界企业界的共识。

但，企业以人为本，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呢？

正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一再向他的同胞重申德尔菲神谕中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企业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我们还要从人类对社会中人的本性的根本认识说起。

（一）西方性恶说

如同西方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恶是推动文明前进的原动力。在西方，对于人类原恶的认识可谓由来已久。

西方人信奉的《圣经》中传说人类的祖先亚当，经不住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的智慧禁果，而与人类的女祖夏娃犯了奸淫，从此产生了人类，但同时也注定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即是有罪的，从而种下了人类的原罪之根。由此基督教教义信奉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赎罪的，只有虔信上帝才可以最终得救。

早在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中，先知保罗就在《罗马书》第五章中说：“这就如罪是因一人而入了世界，死又是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后来，奥古斯丁进一步区别了人类的原罪和自罪；他认为，贪婪、情欲和欲望都是原罪，而原罪又是自罪的根源。新教代表人马丁•路德则坚持和继承了这一说法：“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怀孕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由头到尾地浸渍了……”“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恶的种子”，“在人身上的每样东西——理智与意志，心灵与肉体——都为贪欲沾污和浸透；或者更简短地说，人本身不是别的，就只是贪欲……”及至英国17世纪的哲人霍布斯和洛克更加认为，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中便是处于没完没了的战争状态，人对人就像狼一样。

于是，西方人不断对自己的原恶产生着警醒和忏悔，并发现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克制住了原恶，并不能保证他今后一直可以克制原恶。克服自己的原恶不可能一劳永逸。于是，法制和理性的思想开始萌生和不断健全。

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与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西方人性本质上从原恶到赎罪的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四大精神原动力，即：宗教自省的情感习惯（原恶、赎罪、忏悔）；理性（逻辑、秩序、系统、客观）的思维习惯；科学实验的行为习惯；限制原恶的现代民主和法制。我们在这里统称之为“西方理性主义”。

这种源于“人之初，性本恶”的“西方理性主义”，促使产生了西方人的逻辑理论思维、社会理论思维、科学技术思维，产生了今天把整个地球都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文化的网络。

同时，西方性恶观导致了西方人把自身的原恶视为本性，更把人的自私视为本性。这种源自人类天生基因的自私原恶是人性的自然之根，是人类的生物性、动物性和人性的统一体。在西方人的眼中，人的“食欲、知欲、性欲”均为人类的作为生物和动物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的三大原欲。而与此同时，人的任性、懒惰和嫉妒，又作为人性特有三大原恶在一切人身上潜伏存在的，它就像一切颜色都可以由红、蓝、黄三元色调出来一样，是人的本性。因此，西方人相对有着较为强烈的“自我”和“足欲”的思想，并最终形成了“崇奉快乐原则、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主张矫情纵欲的西方人的心。”同时，信奉原恶的西方清教徒在“西方理性主义”和“自我思潮”的思潮影响下，进一步创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奋斗式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视贫困与懒惰同义。西方的“上帝”鼓励人们积极地挣钱，鼓励人们勤奋、刻苦、节俭、禁欲，拼命为自己聚敛财富，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虔信者、好儿子。同时，西方人深信人性本恶，不相信统治者总会公正、开明，他们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法律、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使西方国家逐渐走上了法治的道路。在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约翰•弥尔顿（1608—1674）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论”.

由此，在西方企业界，源于性恶的企业管理理论也相继诞生。企业管理历史上最早的X理论就是在假设和认定人性本恶的前提下产生的，

亚当•史密斯（1723—1790）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他创造了“在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之下的完全自由竞争中的“经济人”模型。边沁（1748—1832）创立了功利主义的法学、伦理学，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利己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的手段，“避苦求乐”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动原则。

  （二）东方性善说

源自中国宋代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人们大多可以熟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开篇语。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本善的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战国中期的孟轲。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皆可以成尧舜”的思想主张。

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或简称爱。

由于中国历史上孟子对于孔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的继承和影响，使得性善说得以普及和深入。这种对人性本质的认同和肯定，使得中国人铸就了善良、淳朴和重视人情的天性。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行为道路，还使得中国人有了相对善于“知足”和“逃避”的特点。

另一方面，“性善说”大大美化和提高了东方领袖的形象，并导致了集人性之大善的“圣人”的不断产生和“人治社会”的形成，其中还包括了中国人对于英雄和领袖的非常式的个人崇拜。从三黄五帝的尧舜禹，到仁者天下的孔子孟子；从一统华夏的秦始皇，到各领风骚的唐宗宋祖，中国人期待和崇拜圣君明主的梦想从未改变，以至于连民间小说演义中的英雄中的人物――关羽也被奉进了神坛，成了关帝庙里的男主角。

中国人历史上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无不包含着中国人对人生真善美的向往和感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性本善，带来了中国人的“东方理想主义”。

（三）企业修正型组织的人性观――人之初，性本太极

《易经》中说：“易生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所谓太极，中文的意思就是原始和最初的含义。在中国，作为儒家的重要智慧伙伴，道家的太极理论一直被成为玄学而让人感到特别深奥。特别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的变化，更是让人感到了东方哲学思想的神秘。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勒对中国的阴阳太极图极为赞叹，称“阴阳太极图是并协原理的一个最好标志，在你们中间会出现这样的人，他的伟大将高于玻尔（并协原理创始人）和爱因斯坦！”

事实上，人的本性当中，有善有恶，如同太极图的阴鱼、阳鱼，而人类的原欲（食欲、性欲、知欲），则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眼，可为善，亦可为恶。

太极本身的阴阳转换，也使得人性中的善恶也处在不断的转换中。

1、在人的本性当中，人的原善包括了人的仁爱、协作、亚精神。

仁爱就是人天生具有的亲情间的友爱精神，包括母子、父子、兄弟、朋友等等间的互相爱护；仁爱精神构成了人类理想的原动力。

协作，是指人天生具有的同类协同，共同获得生存必须的本能；协作精神，构成了人类的社会原动力。

亚精神，是指人类天生具有的敬畏心理，并由此派生出了人类的谦逊和进取。对天地的敬畏，人类创造了对神的敬仰和忏悔；对风霜雷电的敬畏，人类建造了房屋；对黑夜的敬畏，人类发明了电灯。。。。。。中国《易经》中64卦中只有《谦卦》所有的卦象均为吉，在一向十分严谨的《易经》中出现这样的评价，确实值得关注。而谦卦的核心就是人类的敬畏心理，即亚精神。这种天生的原善，还使人类逐渐懂得了爱护自然和动物，懂得了“人类是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之上，人类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的行动必须附和自然界的规律”。如今，企业环保意识的增强等也都是人类亚精神的结果。

2、人类的原恶中，包括了人类的任性、懒惰、嫉妒。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荀子还明确指出了人的原欲：“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3、人的本性，是善恶并存、并可不断相互转换的太极体。

在企业的实际管理中，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对人的积极因素调动得当时，很多员工会焕发出以往所未曾有过的工作激情和能力，甚至一些原来认为不是非常满意的员工也会呈现出很大的变化；相反，由于企业的机制、管理或文化上的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原本很出色的员工走向反面。因此，对于企业来讲，员工的善恶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只有真正掌握这种变化，并善于有效引导这种变化，企业才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因此，企业要正视企业中人的“性本太极”，而不是简单把人定义为好和坏，善与恶。在这一思想的理论引导下，企业中人的不断“修元正本”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只有在中国太极思想下，对企业中的人客观准确认识、恰当及时修正，企业中人的作用才会被发挥到最好。

为此，修正型组织提出企业的“人性若水”的主张：水引导好了可为人所用，受益无穷；引导不好，则可能导致水灾，祸害人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水性本恶或本善，而是要善于引导变化。